一直在路上

    今年5月，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提出，力争在5年之内使各类企业都建立工资集体协商（又称“集体谈判”）制度，形成正常的工资增长机制。这是政府对当前社会热议 “涨工资”的回应。
    集体谈判的主角之一就是工会。工会能否帮助工人涨工资？新乡市总工会在这方面进行了14年的集体谈判探索，是全国的一面镜子。
    更大的背景是，中华全国总工会（简称“全总”）从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着手这一工作，如今，新形势提出了新挑战。

总工会助理调研员：工会要变着法儿让老板涨工资

    “新乡市总工会的集体谈判走在全国前列。”6月中旬，田奎荣毫不谦虚地对记者说。
    她是新乡市总工会助理调研员、劳动工资社会保障部部长，从事工会工作20余年，一直从事集体谈判的探索。
    20世纪90年代初，因企业工资分配不合理引发的上访案件占到1992年新乡市职工上访案件总数的92%以上，“用行政手段已无法解决企业工资分配存在的问题”。
    于是，1993年，田奎荣在新乡市总工会的支持下开始了工资集体谈判的试点。这并不容易，田奎荣“去一些企业做工作，人家把我赶出厂门，我在门外直掉泪”。最后，8家民主管理基础较好、经济效益比较稳定的国有企业愿意尝试。
    1994年9月，新乡五金采购供应站平等协商签订集体合同大会隆重召开，是全国国有企业第一家签订集体合同的，在全国引起轰动。
    当年11月，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张丁华一行8人赴新乡考察。座谈会上，时任新乡市副市长的吴克光强调不能用“谈判”二字。“一说到谈判，我就想到重庆谈判。”吴克光说。
    田奎荣当场反驳：“吴市长，关于谈判，我和你有不同意见。谈判这个词没有阶级属性，可以用邓小平南巡讲话来解释这一新生事物。‘谈判’比‘协商’更有严肃性、对等性，而且必须形成一致意见。”
    有领导慌忙给田奎荣使眼色，张丁华则带头鼓起掌来。田奎荣说：“你们一鼓掌，回头我就下岗了。”结果，副市长没有让她下岗，新乡市总工会开始坚持“集体谈判”，至今在河南省仍是独此一家。
    随着时间推移，工会与企业协商的内容越来越多，集体谈判遇到的难题也越来越多。很突出的是，工会只知道强调“职工工资随企业经济效益的增长而增长”，在经济效益差时就无话可说。
    于是，从河南师范大学数学系毕业的田奎荣运用数学知识，归纳整理了工资集体谈判的7种测算公式，确定工资集体谈判增资目标，“让工会总能找到涨工资的理由”，还不定期地为工会主席教授谈判技巧。
    新乡市总工会主席刘孟英坦称：“集体谈判签订合同，有走过场的现象，但也不能一概而论。”

餐饮行业工会联合会主席：
    不能强顶老板，否则人家不跟你玩了怎么办

    6月13日下午，朱世锋来到新乡平原饭店督促建立工会。他是新乡市外贸局计划财务科科长，今年年初被任命为新乡市餐饮行业工会联合会主席。
    与平原饭店总经理黄卫东谈工作前，朱世锋东拉西扯聊了半个小时才进入正题。“月底之前能不能建起来工会？”朱世锋问，“别人咱弄不动，先弄关系近的吧。”
    黄卫东说：“经费不好收，没有人愿意交呀。”“我可以申请一下，今年先不收会费，以后再说。其实，会费不多，总工会逢年过节还给会员办福利、救济贫困职工什么的……”朱世锋说。
    今年3月21日，新乡市餐饮行业平等协商签订集体合同现场会召开，合同签订得很顺利。不过，朱世锋说：“我对谈判结果不太满意，但是现场会那么多领导在场，谈崩了也不合适。”
    在此之前，朱世锋与协会谈了三四个回合。老板们对“节假日休息、平时加班补助”这些法定的工人权益都同意兑现，但是一开始“根本不让提工资的事儿”。
    朱世锋对新乡市统计局调查的餐饮业过去5年工资增长率进行了加权平均，结果是11.8%，于是，他谈判的底线是工资比去年增长8%。谈了三次都谈不下去，最后只得接受老板们提出的“增长率不得低于5%”。
    签订的工资增长水平竟然没有自然增长水平高，岂不是谈判的失败？朱世锋解释，统计离不开估计，11.8%的自然增长水平有水分，可比性不强，而且现在“把工资增长框死了”，从全行业来说有导向作用。“不能强顶，否则人家老板不跟你玩了怎么办？”朱世锋说，取得如今的成果，他的公务员身份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。正由于这样，他产生了一个想法，即政府对支持工会工作的企业进行奖励，对不支持的就让工商、技术监督等部门去整治。

新飞公司工会主席：
    我成了资方的对立面，工人却说还是资方好

    新飞电器公司是全国最大的无氟冰箱生产基地，中国家电行业的领头羊。公司曾撰文称，这些成绩的取得是“认真做好企业工会工作的结果”，企业工会连续多年都是全国工会的先进典型。
    但是，职工在遇到重大问题维权时，并没有找这个有着20多年历史、16个基层分会和158名专兼职工会干部的工会。
    2006年8月21日清晨7时多，新乡市民路过新飞电器大门口的时候，发现门口静静地站着许多穿着厂服的工人。新飞工人停工了，新飞停产了。此时，新加坡丰隆公司拥有新飞90％的股权，已经成为绝对控股方。工人对于改制费的分配有意见，却始终没有公司高层的说法；员工担心改制后裁员、工资水平下降、社会福利没有保障等，却没有人管。
    在这样的背景下，新乡市总工会和新飞电器工会介入，协助政府和企业做职工的思想工作，化解了“新飞电器改制风波”。
    新飞电器公司党委副书记、工会主席周脉红说：“没有集体合同，员工都不敢签个人合同，大面积没有用工合同，怎么办？工会这时候必须出面进行集体谈判。”
    2006年11月29日，新飞电器第一届员工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集体合同，历时两个多月、前后经过10多轮的“谈判拉锯战”告终。谈判后签订的集体合同在原合同基础上新增了10项对职工有利的条款，如外方全员接纳原有职工；工资标准不低于现行各岗位、工种的工资水平；提高职工加班加点工资计发标准；施行职工带薪休假制度……
    新飞电器首席营运官黎辉煌说，集体合同解决了很多职工关心的问题，企业稳定了，职工积极性高了，当年公司业绩较上年度增长50%以上。
    但是，周脉红一提起这些却有一肚子气：“我们谈判多不容易呀，许多职工却说，新加坡的老板就是好，人家一来就给我们涨工资。”
    资方也对她很有意见。她说：“我当初老是提意见、谈条件，让新加坡的人很烦，现在他们一见我就说‘又提什么条件呀？’”
    资方觉得工会是群团组织，是站在资方对立面的，工会主席不是自己的嫡系部队。
    周脉红说：“我做的工作是把劳动关系调整好，是为企业好。但是，他们竟然这么对我。”